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是《经济学人》记者出身的畅销书作家，其代表作《富可敌国》（More Money Than God）记录了对冲基金的历史。新书《The Power Law》则将镜头对准硅谷风险投资。马拉比解释了为什么选用"幂次法则"作为书名。
大多数类型的投资遵循正态分布——收益或损失最终接近平均水平，呈钟型曲线。但风险投资截然不同：大多数投资会失败（因为大多数创业公司会失败），只有极少数公司能赚10倍、20倍的巨额利润。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投资方式，要求以完全不同的思维来运作。
马拉比花了五年时间才见到所有需要采访的人。以红杉为例：一开始红杉拒绝合作，认为这些都是商业秘密。但马拉比先采访了所有离开红杉的人、共同投资过的人、以及LP出资人。最终红杉认为他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跟我说话总比不跟我说话好"。一旦开始交谈，双方聊了很多很多个小时。
马拉比的书开篇就将读者带入1957年——诺贝尔奖得主肖克利的八名年轻研究员不服高压管理、奋起反抗自立门户的故事。他们创办了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被称为"叛徒"，因为在当时，工程师跳槽几乎闻所未闻。
马拉比用"解放资本"重新定义了风险投资的本质——它解放了创业者，让他们自由地离开大公司、反抗老板，以完全不同的思维创办新公司。这根深蒂固地改变了硅谷的文化：创办一家全新的公司从"大逆不道"变为"司空见惯"。
风投的根本贡献不在于资金本身，而在于它改变了一种文化——让"离开大公司去冒险"这件事变得正常、可行、甚至令人尊敬。这种文化转型是硅谷区别于其他科技中心（如波士顿）的根本原因之一。
马拉比发现，风投史上的大人物们有一个惊人的共性：他们几乎都有不幸的童年或非主流的出身。
| 人物 | 背景 | 与众不同之处 |
|---|---|---|
| 阿瑟·洛克 | 犹太家庭 | 童年患小儿麻痹症，遭受霸凌 |
| 唐·瓦伦丁 | 卡车司机之子 | 家庭不曾拥有过银行存款 |
| 孙正义 | 在日少数族裔韩国裔 | 白手起家的极端案例，受到歧视 |
| 迈克尔·莫里茨 | 英国威尔士犹太人 | 非主流英国背景，脱离主流 |
| 道格·莱奥内 | 意大利移民之子 | 对富家子弟反感，一心要证明自己 |
马拉比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出身蓝领，而是需要与众不同的经历。当你不属于既有精英体制，你更容易相信颠覆，更容易对"一个全新的商业创意可能会奏效"这样的想法感到正常。这种心态恰恰是风险投资的核心基因。
不同寻常的背景培养了两种关键品质：一是对既有秩序的不信任（因此敢于下注颠覆者），二是超强的独立性（因为没有退路可走）。但这种独立性也可能成为弱点——如阿瑟·洛克，太过孤独以至于无法建立持久的组织。
阿瑟·洛克（Arthur Rock）是风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加州完成了第一笔成功的风险投资交易，开启了仙童半导体的成功故事，后来又支持了英特尔和苹果。
马拉比提到，中国的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也有类似的倾向。2019年马拉比见到徐新时，她问了很多关于美国风险投资家建立持久组织的问题，但她本人是一个"喜欢自己当老板的人"——曾被邀请加入其他机构但拒绝了。马拉比认为这种选择不分对错。
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和凯鹏华盈创始人汤姆·帕金斯（Tom Perkins）是硅谷风投的第二代核心人物，他们与阿瑟·洛克最大的不同是创建了持久的组织。
不一次性给创业公司所有资金，而是分阶段给予——先给六到九个月的额度，让创业者证明自己达到里程碑后再追加。这一方法既控制了风险，又激励了创业者。
不仅进入公司董事会，还积极参与塑造公司——从工程问题到营销策略。汤姆·帕金斯本人就是工程师，会深入参与早期技术问题。
瓦伦丁去世前，马拉比去亚利桑那州采访他。当马拉比说"我来了，就在路上"时，瓦伦丁回复："走开，我不想和你说话，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愚蠢会面。"马拉比说："我从英国远道而来，就为了见你。"最终瓦伦丁花了两个小时和他聊天。"他非常有魅力，但有时是个难以相处的人。"
马拉比用了一整个章节来写红杉。在他看来，红杉与凯鹏华盈的根本区别在于领导者在内部管理上所付出的精力。
今天美国红杉的老板鲁洛夫·博塔在20多岁就被录用。一位年长投资者对他说："我们一起投资，一开始我当董事会成员，你在旁边学习。如果失败了，这是我的错，你的名字不会有污点；如果成功了，你上位，光环归你。"马拉比认为这种慷慨的指导机制是红杉独有的文化资产。
在1980年代招募了合伙人后，瓦伦丁在合伙人会议上一开始并不说话。作为强势创始人，他刻意不让自己的意见设定议程，鼓励其他人主持会议，让每个人充分自由地表达意见。这一做法奠定了红杉合作文化的DNA。
马拉比发现红杉传承的一个显著特征：每一代领导者的性格与风格截然不同，但驱动力和竞争力是相通的。
马拉比判断：红杉如果失败，最可能的原因是选错了下一任领导者。如果选择了一个疏远同事的人，其他人开始离开、组建其他公司，那就可能崩塌——"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凯鹏华盈所发生的事情。"
马拉比强调风险投资的本质是团队协作——不仅是为了机构的持续性，也体现在具体投资中。
一位斯坦福学生（甚至不是Accel正式成员）注意到Facebook在校园流行，将信息传递给Accel。
30岁左右的投资人凯文·埃弗拉西做了早期调查和接触工作。
凯文带上约60岁的Accel创始人一起评估Facebook。
又引入一位约45岁的投资人，三人联手说服Facebook接受Accel的投资。
红杉有一个习惯：每当成功退出一个项目（无论是收购还是IPO），都会写一份备忘录，列出所有为这次投资成功做出贡献的人的名单。他们强调团队而不是个人。
马拉比同时写过对冲基金和风投的书，他观察到两者需要完全不同的人格：风投家必须善于与人打交道，在周五晚上接到创业者"我想放弃"的电话时立即跑去陪伴和鼓励；而对冲基金经理可以极度孤立——有人买了私人岛屿，别人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早就像一座孤岛了"。
孙正义和尤里·米尔纳是风投史上两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策略是向已经取得一定发展的公司注入更庞大的资金，允许公司在不上市的情况下增长到更大规模——即"成长期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改变硅谷游戏规则的人都不是美国人——一个来自日本，一个来自俄罗斯。马拉比认为这恰好是硅谷的优势：它对外部人才开放，允许外部人进来改变现状。硅谷大约40%的公司由非美国出身的人创办，这种依赖外部人才的系统是创新的源泉之一。
高盛做了阿里巴巴的早期投资，但领导层决定专注银行业务，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将投资份额卖给了孙正义。这让孙正义有机会持有阿里巴巴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并长期持有。马拉比认为这可能是风投史上单笔赚钱最多的交易。
马拉比详细分析了四家别具特色的风投机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投资哲学和组织形态。
| 机构 | 成立年份 | 核心理念 | 独特贡献 |
|---|---|---|---|
| Accel | 1983 | 专攻特定技术领域 | 最早专注软件和电信的专业化投资 |
| Benchmark | 1995 | 少量资金、深度参与 | 典型A轮模型——合伙人真正成为创业者的合伙人 |
| YC | 2005 | Pre-VC阶段的孵化 | 为有想法但什么都没有的学生创建"夏令营" |
| Founders Fund | 2005 | 把创始人放在第一位 | 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支持创业者，逆向投资成为一种宗教 |
彼得·蒂尔创立的创始人基金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支持创业者——即使风险投资家认为企业家不好，也不能威胁解雇。关键在于找到"有点疯狂的企业家"，支持他们做疯狂的事，然后赚巨额的钱，不用担心大多数可能会倒闭的公司。蒂尔是第一个写出"Power Law"的人，后来成了马拉比的书名。
马拉比指出了一个有趣的节奏：Accel（1983）、Benchmark（1995）、Founders Fund/YC（2005）——每隔大约十年，就有一种新的风投模式诞生。每种模式都回应了当时技术生态和创业环境的特定需求。
马拉比引入了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理论来解释硅谷为什么能够超越波士顿。
如果你的网络中有一百个人，你对他们了解不多但有过交流——这些弱关系能给你很多选择，可以雇佣新人或开发新客户。而如果只有十二个紧密朋友，选择就少得多。关键不在于关系的深度，而在于网络的广度和信息流通速度。
埃里克·施密特一开始不想加入谷歌——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太年轻太傲慢，有可能把他踢出去。凯鹏华盈的约翰·杜尔对他说："你是对的，他们可能把你踢出去。但别担心，如果那样，我会让你成为另一家软件公司的CEO。"风险投资家通过将高风险的单次博弈转变为重复博弈，创造了企业家和早期员工所需要的勇气。
风险投资家的核心功能不仅是提供资金，更是提供一张安全网——通过自己的网络，承诺在失败时为人才找到下一个出路。这将创业的风险从不可承受变为可控，从根本上降低了硅谷生态系统的创业摩擦成本。
马拉比对中国风投的观察基于他的实地采访。他发现中国风投故事中最惊人之处是：它与美国故事有多么相似。
马拉比推测，美国风投体系在五六十年代起步时性别平等程度极低，而中国风投在九十年代和两千年才开始发展，当时社会环境更加平等。行业的起步时间决定了其性别结构——这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历史因素。
张小珺提到，过去20年中国风投解放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一批在手机上做APP的人——滴滴、美团等。直到最近，中国风投才开始集体转向硬科技。马拉比回应说，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周期：从硬件（半导体、个人电脑）到软件/互联网，"也许现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硬件时代"——无人机（大疆）、电池、电动汽车、机器人技术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十年的主题。
马拉比在书中写道"成功有很多父亲，硅谷也不例外"。当被问及谁是硅谷的成功之父时，他给出了坚定的答案：还是阿瑟·洛克。
马拉比的答案是：硅谷的商业文化。更多的创业公司、更积极地尝试建立自己的业务——而这种文化的根源是风险投资家使之成为可能。他们冒了更大的风险，愿意接受失败，理解幂次法则。
有趣的是，莫里茨在成为投资者之前是一名记者——他曾在《时代》杂志写过关于阿瑟·洛克的封面故事。他的第一本书写了克莱斯勒的衰落（大公司如何因官僚而失败），第二本书写了苹果和乔布斯（小公司如何令人兴奋地取得成功）。通过写作，他在成为投资人之前就已经深入理解了风投的运作。
作为写了五本畅销书的作家，马拉比分享了他独特的写作方法论——有趣的是，它与风投的幂次法则高度呼应。
一开始没有人愿意说出自己的秘密，"他们为什么要花两个小时与一个作者交谈？"
花一到两年时间认识"能把你介绍给真正重要的人"的中间人。
当顶级人物听说你已经采访了其他顶级投资者后，他们反而主动联系你——"他们不想被排除在外"。
马拉比描述了他写对冲基金那本书的经历：刚出版时不确定能卖多少，但随着前一百个读者告诉一百个朋友、那些朋友又告诉更多人，销售量出现了幂次法则的爆炸性增长。写那本书已过去12年，每周销量仍在增加——他从未想过一本书会被阅读十多年。
马拉比在每本书上花费五年时间——远超大多数作家。他认为这与风投的逻辑相通：冒险压注于一个困难的主题，做其他作家没做过的事，需要很长时间理解。但最终"你创造了更独特的东西，有机会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如果前一百个读者认为它与众不同，幂次法则就开始生效。
| 人物 | 机构 | 核心贡献 | 性格标签 |
|---|---|---|---|
| 阿瑟·洛克 | Davis & Rock | 发明有限合伙制，投了仙童、英特尔、苹果 | 孤独、聪明、易怒 |
| 唐·瓦伦丁 | 红杉资本 | 分阶段投资，深度参与，创建持久组织 | 强壮、粗犷、攻击性测试 |
| 汤姆·帕金斯 | 凯鹏华盈 | 工程师型投资人，深入技术问题 | 技术导向 |
| 迈克尔·莫里茨 | 红杉资本 | 国际化扩张，将红杉从小基金变为全球帝国 | 优雅、睿智、记者出身 |
| 道格·莱奥内 | 红杉资本 | 执行层面的关键推手 | 强壮、勤奋、意大利移民之子 |
| 约翰·杜尔 | 凯鹏华盈 | 出色的推销员和投资人 | 魅力型但忽视管理 |
| 孙正义 | 软银 | 成长期投资的极端实践者 | 疯狂、激进、30分钟决策 |
| 尤里·米尔纳 | DST | 从俄罗斯改变硅谷规则 | 局外人视角 |
| 彼得·蒂尔 | Founders Fund | 逆向投资哲学，创始人至上 | 哲学型、逆向思维 |
| 保罗·格雷厄姆 | Y Combinator | Pre-VC阶段的孵化模式 | 黑客文化 |
| 沈南鹏 | 红杉中国 | 中国的无可争议领袖 | 单一领导者模式 |
| 徐新 | 今日资本 | 独立型投资人的中国代表 | 独立、拒绝加入大机构 |
| 林夏如 | 高盛 | 阿里巴巴第一个投资者，"中国的阿瑟·洛克" | 女性先驱 |
从有限合伙制到分阶段投资，从团队归功机制到主动退休制度——马拉比的叙述揭示了风投真正的创新不在于"给钱"，而在于一系列精巧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人才流动等核心问题，比任何单笔投资都更有持久价值。
红杉与凯鹏华盈的分野不在投资能力，而在管理精力的分配。红杉的莫里茨认为自己"最好的投资是红杉本身"——这意味着在风投领域，元投资（对机构本身的投资）比任何一笔具体交易都重要。凯鹏华盈的衰落印证了反面：再优秀的个人投资者，如果忽视组织建设，也会被时间淘汰。
从阿瑟·洛克的小儿麻痹症到孙正义的少数族裔身份，从莫里茨的威尔士记者背景到林夏如的女性先驱角色——风投史的大人物几乎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这提示一个更广泛的规律：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系统的边缘而非中心。
斯坦福可以复制，国防合同可以争取，但一个由数十年人才流动、创业失败和重新组合形成的弱关系网络极难人工构建。马拉比的"蜜蜂与花园"隐喻揭示了一个关键洞察：硅谷的竞争力不在于任何单一要素，而在于要素之间快速流动和重组的生态系统。
马拉比将风投人与对冲基金经理对比后得出结论：风投人的核心能力不是分析而是人际——在周五深夜接到创业者"我想放弃"的电话时立即到场、整个周末陪伴鼓励。这种能力无法被算法替代，也无法通过培训快速获得，是风投行业真正的"手艺人"维度。
中国风投的两个独特优势都与"在更晚的时间起步"有关：一是继承了美国已验证的制度工具包（股票期权等），二是在性别更平等的时代建立了行业，因此女性投资人比例更高。这提示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后发者不仅可以学习先行者的技术，还能继承其文化进步。
马拉比的个人经历完美诠释了幂次法则在非投资领域的适用性：五年的深度投入换来持续十年以上的销售增长，采访网络在达到临界点后产生"引爆效应"。他的方法论——高风险长周期投入、依赖弱关系网络、接受大多数尝试失败——与风投的核心逻辑如出一辙。正如他所说："做一本书，有点像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