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一场始于一个Google Meeting链接的权力更迭，在短短四天内经历了多次戏剧性反转，成为硅谷乃至全球科技史上最具冲击力的公司内部事件之一。骆毅航用"追剧"来形容科技圈这几天的状态，而这家引发全球瞩目的公司，员工不过700余人，作为公司存在的时间才不过四五年。
Sam Altman（CEO）和Greg Brockman（总裁/董事长）先后收到由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发送的Google Meeting链接。Sam点进去时，除Greg外的四位Board成员已在线等候。两人分别被告知解除职务：Sam被解除CEO职务，Greg被解除董事长职务但留任总裁。Greg随即宣布辞去总裁职务。
消息迅速传播，微软CEO Satya Nadella、Elon Musk等各方人士开始表态。Musk明确支持Ilya Sutskever一方，Satya做出中立姿态表示继续支持OpenAI。谈判消息开始传出，Sam可能回归。
Sam Altman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一张OpenAI的Guest出入证，暗示正在回公司谈判。骆毅航指出，这种"耍宝"行为完全不像一贯严肃的Sam，更像是Elon Musk的风格。
消息传出Sam不会回归CEO。Satya随即宣布邀请Sam和Greg加入微软领导新的AI研究部门。董事会请来Twitch前CEO Emmett Shear担任临时CEO。
先是12名核心高管联名要求Sam回归，否则集体跳槽微软。随后联名信签名人数飙升至700+人。最令人震惊的是：临时CEO Mira Murati排名第一，而"政变"发起人Ilya Sutskever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末尾。
Satya在CNBC Emily Chang采访中透露三个关键信息：（1）他事先不知情；（2）不论Sam在哪都支持他；（3）微软未来需要以更powerful的姿态介入OpenAI日常事务。
骆毅航指出，上一个千人以下规模公司引起这么大轰动的案例几乎不存在。Twitter早年虽然内部也很乱，但那只是硅谷小圈子里的事情，从未惊动全世界。OpenAI作为一家仅存在四五年的公司，能引发如此全球性的关注，本身就说明了AGI这一议题的特殊分量。
在骆毅航看来，这场"政变"虽然手段非常political，但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理念的深层分歧。这种分歧在2023年11月6日OpenAI开发者大会上推出GPTs和GPT Store时已经埋下了引线。
骆毅航透露，2023年5月他在旧金山湾区的圈子里就已经听到这样的说法：Sam Altman对于对齐和安全问题"说一套做一套"，他其实非常激进。这一信息间接来自OpenAI内部人士，通过一位AI创业者中间人传递。
Sam Altman和Greg Brockman都是辍学创业者（分别从斯坦福和MIT退学），代表的是创业者思维。而Ilya Sutskever是Geoffrey Hinton的学生，Mira Murati走的是华尔街-大厂-创业公司的标准路线。这种"创业派"与"学院派/大厂派"的冲突，在朋友圈讨论中也清晰映射：创业者和企业家站Sam，部分科学家和"文科生属性"的人站Ilya。
骆毅航强调，任何一个决定，尤其是杰出人物的决定，"往往都是混杂了个人的非常强烈的价值观，与私人的一些利益。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这意味着不能将这场冲突简单归结为纯粹的理念之争或纯粹的权力斗争——它是两者的混合产物。
OpenAI董事会最初有九人，到事件发生时已缩减为六人。骆毅航逐一分析了剩余四位独立董事的可能动机和人物特征。
| 姓名 | 身份 | 骆毅航的分析 | 投票动机推测 |
|---|---|---|---|
| Ilya Sutskever | 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 与Sam理念分歧明显，但后来态度摇摆 | 理念驱动（安全/对齐优先） |
| Adam D'Angelo | Quora创始人/CEO | "说话轻声低语，看上去很shy"，但实际是个political的人 | 存在利益冲突：自己的Poe产品是OpenAI竞品 |
| Tasha McCauley | 名义上的创业者 | "名利场上的人" | 容易被"AI is really dangerous"的叙事影响 |
| Helen Toner | 政治学学者 | 对AI安全和人类伦理有深入思考 | 混合动机：价值观 + 个人地位和威望的提升 |
Paul Graham（YC创始人）和华人创业者陈思齐都公开质疑Adam D'Angelo的利益冲突问题：他自己在做Poe（二十多天前刚发布了代码版），这本质上是OpenAI的竞品。明确投了赞成票支持Sam出局，这背后的动机令人生疑。骆毅航表示"我也想知道 how he voted and why"。
OpenAI的治理结构是硅谷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发明"，也被骆毅航称为"从权力创新机制变成了权力失控机制"。
OpenAI Inc是非营利机构，拥有一个传统的非营利董事会，成员没有股份，只有投票权，代表公众监督管理。2019年成立OpenAI LLC作为营利性子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和融资。但LLC没有自己的董事会，由非营利的OpenAI Inc董事会管辖。微软作为最大外部股东（占LLC 49%股份），在董事会中没有席位，也没有投票权。
OpenAI以非营利机构成立。捐赠人（Elon Musk承诺1亿、Reid Hoffman数亿等）只出钱不占股份。骆毅航回忆，2018-19年品玩在硅谷的活动中请OpenAI科学家来，都只是放在Panel的第四个位置，"我们要找一个学术机构，找一个non-profit"。
GPT训练需要大量资金，非营利捐赠远远不够。Sam推动成立营利性LLC，微软开始投资（最初10亿美元），但保留了非营利董事会作为最高治理机构。
微软已投入130亿美元、占49%股份，却没有董事会席位。非营利董事会以4:2投票解雇了CEO，这家已经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公司的命运，被几个没有股权的独立董事决定。
这种结构在2015年成立时有其合理性：AlphaGo带来的AI安全恐慌、对Google垄断AI发展的不满、Sam Altman本人"自由主义左翼"的政治立场，都指向一个非营利性的公共机构。但当组织体量膨胀百倍、商业利益达到百亿级别时，最初的制度设计不但没有随之进化，反而成为引爆危机的结构性漏洞。年初人们还在赞美这种设计的独创性，如今所有人都说这个机制"非常有问题"。
微软在这场危机中的角色引发了大量阴谋论。骆毅航明确表示不认同"一切都是微软导演"的说法，但他认为微软做出了"得体的和合理的反应"。
微软内部做事有多难是出了名的。即便到今天，这家快50年的公司架构仍然很臃肿，团队之间各自为战。Satya应该是知道在微软内部让这些人做事有多难，"不如支持一个外部机构"。Google搞内部AI创新现在也搞得很辛苦——外部化是大公司做颠覆性创新的合理选择。
骆毅航直言不认为Sam应该加入微软："Sam Altman这辈子都没有在50人以上的公司干过——before OpenAI。" 他认为Sam和Greg应该保持独立状态，因为微软的组织架构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Greg Brockman在X上发信表示加入微软也是为了更好支持OpenAI，暗示这更多是一种策略性姿态而非长期打算。
骆毅航是少数与Sam Altman有过直接接触的中文媒体人。他在2015年因为一篇名为"China"的博客文章联系上了Sam，两人在旧金山的咖啡馆聊了40分钟。
Sam Altman写那篇"China"博客的背景：2015年正值硅谷开始关注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热潮。Sam写道，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世界惊叹，中国很重要，需要保持好奇心和合作。骆毅航指出，这种态度不同于Paul Graham——"Paul Graham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骆毅航将Sam比作Reid Hoffman的另一个版本——"一个看起来特别nerdy的人，但其实干的所有的活都是Reid Hoffman那样的人干的活：传局、说服人、要钱、招人、展示愿景。" 基本上就没怎么搞过技术，"Nerd是伪装"。他的核心能力是：人脉深广、擅长表达和传递mission、擅长融资、擅长把不同的人bring到一起推动事情发生。
骆毅航认为Sam真的是一个"有global vision的人，不是一个特别美国中心的人"。他主动跑遍各国做AI治理和安全的巡回演讲，参加智源大会（虽因签证原因改为视频）。虽然骆毅航相信Sam内心对安全和对齐"仍然不以为然"，但他仍然选择全世界去讲这个事，"以减弱全世界各个地方对他的敌意"。
骆毅航坦承对Ilya Sutskever了解不多，但他从有限的信息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Ilya后来在推特上发帖说"I deeply regret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board's action"，表示从未想伤害OpenAI。骆毅航认为Ilya态度的摇摆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主导者，而更可能是他意识到事态的失控远超预期。
"我特别想知道——Ilya在周五中午给这两个人发Meeting Invite的时候，Sam还在APEC上刚从台上下来——这个场景是什么？是不是有别的人？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谁以谁的这个决定？他们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下讨论的？每个人表露的真实态度是什么？"
这场事件揭示了一个深层现实：硅谷并不是科学的神殿，而是"冒险者的神殿"。从各方人士对Ilya的公开讨伐中可以看到，硅谷基本上还是更喜欢Sam Altman这种类型的人——nerdy的外表、drop out的经历、做过产品和投资、连续创业。而Ilya代表的纯学术背景，在这个生态中的话语权终究有限。
700名员工（约占总人数的96%）联名签署要求Sam回归的请愿信，这一事实让骆毅航"非常震惊"。
这个公司的关键决定实际上都是Sam、Greg和Ilya三个人做的。董事们"既没有被告知，可能过去也没有充分行使过权力"。结果行使了一次权力，这件事居然干成了。
在任何公司中，96%的员工站在同一边是极其罕见的。当然，Ilya加入签名本身也是推动这700人签名的重要导火索。
联名信中最戏剧性的部分是：在高管要求董事会请回Sam和Greg的联名信中，临时CEO Mira Murati排第一位，而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虽然排在最后——也出现在了名单中。一个是被任命来替代Sam的人，一个是参与推翻Sam的人，两人都加入了要求Sam回来的阵营。
员工联名信传递的不仅是对Sam的支持，更是对董事会合法性的质疑。当一家公司96%的员工不信任自己的董事会决策时，治理结构的危机就不仅是权力问题，而是组织存亡问题。微软的"promise"——员工可以跟着Sam去微软——为这种团结提供了安全网：反对无成本，支持有退路。
骆毅航梳理了硅谷历史上CEO和高管被董事会解雇的多个案例，指出这在美国公司治理中是一个常见现象。
| 公司 | 人物 | 原因 | 年份 |
|---|---|---|---|
| Apple | Steve Jobs | 与董事会及John Sculley的经营理念冲突 | 1985 |
| GitHub | Tom Preston-Werner | 性骚扰相关调查 | 2014 |
| 多位高管 | 三位联合创始人之间的内斗 | 多年 | |
| Yahoo | 杨致远 | 被董事会开除 | 2008 |
| Square | Keith Rabois (COO) | 未披露与同性员工的关系 | 2013 |
| 500 Startups | Dave McClure | 性骚扰问题 | 2017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让董事会中有来自第三方的、生态中有威望的人做独立董事——这是美国公司治理的核心理念。对于成熟公司，CEO因私人行为或判断失误被解雇是健康的制度运作。但对于上升期的公司，对于"进步的公司"，这么做"真的会坏事"——比如1985年的苹果，以及今天的OpenAI。
OpenAI的董事会有六个人——这是一个偶数，在公司治理中并不常见。骆毅航推测，这是因为走了三个人之后"可能又没有补别人"。他进一步推测Sam的态度可能是"不太想理这些人，你们不要来烦我，我有很多事要干"——这可能正是董事会指控他"not consistently candid"（不够坦诚）的根源。
骆毅航从更深层的文化结构解释了为什么硅谷如此"political"，以及为什么中国人在硅谷常常感到不适应。
骆毅航在硅谷住了五年（2010-2015年），坦言"都没有彻底适应"。品玩硅谷负责人Vicky也有类似感受："我发现美国人没有想象的那么直接。美国人是说话最不直接的。" 中国人从小到大就没有被教育去玩那套political的东西——至少不是以美国的方式。到了硅谷，就容易感到不适应和受挫。
骆毅航深入分析了硅谷"nerdy文化"的本质——它既是一种审美偏好，也是一种精心维护的社会面具。
在硅谷，特别是CEO层面，表现出nerdy的特质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是一种文化。Steve Jobs过去是这个样子，Jack Dorsey早年是这个样子，《硅谷》这个剧本身也在呈现"to be nerdy"的社会期待。大家会认为这么做是好的、对的、容易被理解和认可的。"但是大家不能被他们这种nerdy的外表所骗了。"
骆毅航指出，美国副总统Kamala Harris就是一个"特别像硅谷的人但不是科技圈的人"的典型：亚裔、印度裔、女性、代表某一个地方和某一种东西。这种人物模板在硅谷被推崇，在政界也同样有效。硅谷的精英政治文化与美国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在底层逻辑上是互通的。
这场OpenAI权力风暴也折射出中美科技圈在文化和治理方式上的深刻差异。
2014-15年之后，Meta内部华人数量增多，有华人做到VP以上后，开始有意识地做类似的political工作：华人传帮带、扶持自己的人、主动表达"我们的人不能都做engineer"、推动华人进入PM和business等sector。骆毅航认为这种做法效果不错，是一种正当的权益争取。
中国公司出海到美国后，会遇到大量擅长political操作的美国员工，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应对。骆毅航透露，即使是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包括TikTok做电商的团队，在面对美国员工用political方式表达理念分歧时，很多中国高管会感到尴尬和无所适从。
骆毅航被问到中国企业家中谁善于用美国式的political方法，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还都挺中国的。" 早年张朝阳和丁磊与董事会中美国人的博弈有一些端倪，但中国互联网"其实已经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中国人对political的理解和实践方式与美国有本质差异。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Sam Altman被解雇与Steve Jobs 1985年被赶出苹果之间的相似性。骆毅航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精妙的比喻。
骆毅航判断Sam很可能会回去，"因为否则这个公司就不存在了"。如果他的判断正确，OpenAI将把苹果用12年（1985-1997）演完的剧本在不到一周内演完。但他也指出，"回不去了"可能是更准确的描述——即使Sam回归，Ilya的话语权被严重压缩，过去那种三人互补的状态"蛮难的"。
OpenAI事件被广泛引申为"首席科学家与CEO的对决"。骆毅航做了一个有趣的中美对比分析。
骆毅航指出，除了光年之外（已被收购），中国头部大模型创业公司几乎都是以首席科学家/技术领军人物为核心来获得融资的。智谱的唐杰教授甚至不以智谱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出来，就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唐杰老师简直就是灵魂"。但他也补充了一个精妙的观察：大家投文心一言"很大程度上是在投Sam（李彦宏），pass了一半可能是在投Ilya（王海峰等技术领袖）"。
中国之所以更尊重科学家的话语权，一个核心原因是"技术目前不如人"。在追赶阶段，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是灵魂人物。这与硅谷的差异不仅是文化的，更是发展阶段的：当技术不再是瓶颈，商业化和产品化能力就会重新取得话语权的上风。
骆毅航在播客结尾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观察，也是整期节目最具分量的总结。
OpenAI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强的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雏形），但正是因为这个创造物"可能"带来的威胁和影响，人类自己以最原始的方式——权力斗争——对创造者施加了反噬。不是AI失控伤害了人类，而是人类对AI失控的恐惧，驱动人类伤害了AI的创造者。威胁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对威胁的想象已经重塑了权力格局。
当被问到这场"宫斗"有什么值得学习时，骆毅航给出了一个既谦逊又深刻的回答：
董事会请来Twitch联合创始人Emmett Shear做临时CEO，结果"开会都没有人参加"。作为YC alumni，按理说他跟Sam Altman的关系更近，但他是被另一拨人请进来的。骆毅航评价他"也挺无辜的"——在一个所有人都不服的组织里做临时领导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骆毅航透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细节：在Sam被赶走后，董事会那些人"还在负隅顽抗"，试图谈与Anthropic合并。骆毅航的评价是："人家有病跟你去合并？没人了、没有自己的board member——你们几个干了这样的事情，我跟你们在一起？简直就是吕布偷袭徐州，哪有这么干的。"
OpenAI的非营利-营利双层结构曾被视为AI时代的治理创新，如今却成为权力失控的根源。这提醒我们：制度设计必须随组织规模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而进化。当一家公司从Panel上排第四位的学术机构成长为价值数百亿的全球焦点，原有的治理框架如果不做调整，必然走向崩溃。
Sam Altman全球巡讲AI安全与治理，同时在内部推动最激进的商业化。这种张力不是伪善，而是创业者的生存策略：你必须同时安抚监管者和推动创新，因为任何一端的失衡都会致命。Ilya和董事会的行动，恰恰说明这种平衡术终有失效的一天。
骆毅航的观察揭示了硅谷精英政治的核心矛盾：它标榜自己是"逆袭叙事"的乐园（李飞飞、Mira Murati），但实际上"先天优势型"（白人、名校、富二代）获取资源的成本低得多。包容性和不公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解释了为什么硅谷既能产出最激进的创新，也能制造最残酷的淘汰。